在国际格局风云变幻的1970年代初期，一股打破旧格局的思潮，正在悄然涌动。澳大利亚，这个长期以来紧随西方盟友的国家，即将迎来一位富有远见的总理。
他将以超前的战略眼光，率先打破对华政策的僵局，为中澳关系开启崭新篇章。这不仅是国家命运的转折，更是全球外交棋局上的一步妙手。
他山之石
1972年12月，惠特拉姆就任澳大利亚总理。上任不过数周，他便果断宣布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一举动，不仅彰显了他独立自主的外交决心，更在当时西方世界中，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引发了广泛关注与震动。
在此之前的1970年，中澳关系曾一度陷入低谷。中国停止从澳大利亚进口小麦，转而将订单给予了加拿大，其背后是深层次的政治考量。
中国认为，当时澳大利亚总理麦克马洪领导的保守派政府，存在明显的反华倾向，这让两国间的信任蒙上阴影。
相比之下，加拿大已经中断与台湾地区的外交关系，这使得其在政治上更显中立，成为中国眼中更合适的贸易伙伴。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惠特拉姆通过特定渠道，成功联系上了中国总理周恩来，开启了一扇希望之门。
他以在野党领袖的身份，开始了对中澳关系未来走向的探索，这份远见与勇气令人赞叹。
1971年7月，惠特拉姆率先踏上中国的土地，在北京会见了周恩来。这次会谈，是两国关系解冻的重要一步，也预示着未来的巨大变化。
周恩来在会谈中展现出极大的战略耐心，并未提及美国在澳大利亚的军事基地，也没有深究小麦贸易等敏感问题。
他将焦点放在了更宏大的外交愿景上，展现出一位大国领导人的格局与智慧，着眼于长远发展。
惠特拉姆则在访华期间明确表示，他接受“一个中国”原则，这一立场为日后的正式建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他的表态，传递出澳大利亚寻求独立外交的信号，表明其不愿再亦步亦趋，渴望在国际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周恩来对惠特拉姆的期望也十分直接。他回应称，目前这一原则仅是口头上的承诺，期待惠特拉姆回到澳大利亚成为总理后，能够将其付诸行动。
惠特拉姆此次成功的访华之行，在澳大利亚国内引发了巨大轰动。许多人赞扬其为独立自主外交的体现。
他们看到了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展现新面貌的可能，内心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与期待，希望摆脱旧有的束缚。
然而，执政的时任总理麦克马洪领导的联盟政府对此却恼羞成怒。他们公然攻击惠特拉姆，试图贬低其外交努力。
他们称其“像一条鱼被中国总理玩弄于鱼钩之上”，言辞之激烈，足见其对惠特拉姆此举的愤恨与不解。
风云突变
就在麦克马洪发表此番言论后的第四天，世界为之震惊。尼克松通过电视宣布，基辛格已于7月10日秘密访问中国。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尼克松本人也计划在1972年初访问中国。这一消息，犹如平地一声惊雷，震动了全球。
美国此举，并未事先与任何盟国商量，包括澳大利亚在内。这让澳大利亚感到震惊和国际上的尴尬，也让麦克马洪政府的指责显得格外讽刺。
尼克松的声明，无疑印证了惠特拉姆的先见之明。他的战略远见，对其后续在大选中获胜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使得他能够将对华政策付诸实施，完成其在野时的承诺，将愿景变为现实，其政治生涯也因此达到巅峰。
因此，当惠特拉姆担任总理兼外长后，将两国建交视为头等大事，刻不容缓。他决心兑现在野时的承诺。
他要将中澳关系推向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这份坚定的信念，成为他执政初期最重要的外交目标。
北京论道
1973年10月底至11月初，惠特拉姆以澳大利亚总理的身份，正式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这标志着他兑现了对周恩来的承诺。
中方对惠特拉姆的接待规格极高，热情洋溢。周恩来总理亲自前往机场接送，并与惠特拉姆进行了多次深入会谈。
在访问期间，周恩来亲自陪同惠特拉姆前往中南海，准备会见毛泽东主席。这无疑是此次访问中最受瞩目的环节。
11月2日下午，一个意外的小插曲预示了即将到来的历史性时刻。当时，惠特拉姆与周恩来正在人民大会堂讨论孟加拉问题。
一份纸条递到周恩来手中。周恩来随即要求与惠特拉姆私下谈话，语气郑重，气氛瞬间变得紧张起来。
惠特拉姆因周恩来突如其来的严肃而急促起身，高大的身躯不慎勾住了窗帘，甚至掀翻了桌上的物品，场面有些许慌乱。
澳大利亚驻华大使菲茨杰拉尔德在一旁观察到这一幕，随即在便签上写下“可能是见毛泽东”的猜测。他的直觉，很快得到了证实。
下午4点半，毛泽东在他那间朴实无华的书房里，会见了惠特拉姆一行。会谈伊始，毛泽东话语不多，持续品茶，显得从容而深邃。
而惠特拉姆见到毛泽东后则异常兴奋，急于表达友好，滔滔不绝地讲述着自己的想法和对中国的看法，充满了初次见面的热情。
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大部分时间里话语稀少，毛泽东持续回避惠特拉姆的溢美之词，展现出其一贯的谦逊与务实。
惠特拉姆在会谈中真诚地赞扬毛泽东对现代中国做出了巨大贡献，表达了对这位领袖的敬意，言语之间尽是钦佩。
毛泽东则谦逊地回应道：“我的作用还没有那么大。”他将个人的作用置于集体和历史洪流之中，展现了伟人的胸襟。
惠特拉姆继续称赞中国已经取得了伟大成就，表达了对新中国发展的高度认可，这份肯定发自肺腑。
毛泽东却摇了摇头，表示：“我们目前取得的成就微不足道。”他似乎对当前的成就有着更高的要求和更远的目光。
毛泽东随后补充说：“不过，中国贫穷是件好事，它使得人民要革命。”这句充满辩证法的话语，揭示了他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深刻思考。
惠特拉姆在交流中还提及，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前并未获得苏联的帮助，这反映了他对中共历史的理解。
毛泽东对此不以为然，纠正道：“莫斯科有时候帮不了什么忙。”他以亲身经历，修正了惠特拉姆对历史细节的认知。
在会谈中，惠特拉姆明确表示，澳大利亚和日本一样，反对中国的核试验。他直接提出了这一敏感议题，展现了坦诚的外交态度。
毛泽东对此显得轻松，认为此问题意料之中。他说：“我们不在乎你提出这个问题。”他的回应，展现了自信和不惧挑战的姿态。
毛泽东巧妙地回应了核试验问题，他比喻为“父子之间，即便是最愚蠢的问题也可以谈”。
并称“我们不屑为核试验政策辩护，对于中国的核试验，我们这就是必要的例行公事。”
惠特拉姆虽然反对“必要的例行公事”这一说法，但他承认中国与法国核试验的不同之处。
中国核试验在本土进行，且面临核武装敌人的威胁。而法国则是在殖民地进行核试验，并且受到美国的保护。
惠特拉姆的区分，体现了他对国际局势的深刻洞察和对中国立场的理解，展现了其作为政治家的敏锐。
毛泽东最后告诉他：“不管怎么说，核武器并不起多大作用。起主要作用的还是人。”这句经典论断，再次强调了中国领导人对战争与和平的根本认识。
这次短暂而深刻的会谈，让惠特拉姆领略了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的态度和智慧。他带着对中国更深层次的理解，结束了这次历史性的访问。
友谊长存
1973年之后，惠特拉姆与中国的深厚情谊并未止步于其总理任期。他以惊人的热情，多次重返中国，总计达11次之多。
他曾自豪地称自己是“唯一见到过中国三代领导人的澳大利亚领导人”，这句话不仅是他个人经历的写照。
更是中澳关系发展历程的见证，这份跨越时代的友谊令人动容，成为两国人民心中的佳话。
资料显示，惠特拉姆在1986年访华时，曾与邓小平合影留念，为他的这一说法提供了确凿的证据。
这无疑是他与中国领导人深厚情谊的象征，也是中澳关系在改革开放时期持续深化的一个缩影。
毛泽东逝世后，惠特拉姆怀着悲痛的心情，写下了悼文。这篇悼文，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这位伟人的崇高敬意。
悼文称毛泽东具有“不但掌握世俗权力，而且还具有精神力量的领袖人物所特有的气质……他的智慧和历史感深邃而又明晰。”
在悼文中，惠特拉姆还对中国表达了由衷的赞叹。他写道：“置身于具有无穷无尽自我更新能力的中国时，你不能不感到自己的精神也为之一振。”
几年后，当中国开启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时，惠特拉姆是首批站出来支持邓小平并积极推动恢复正常贸易关系的国际人士之一。
他以实际行动支持了中国的发展，展现了他对中国未来充满信心的预判，以及对两国友谊的珍视。
惠特拉姆因此被广泛誉为中国的老朋友，也是最勇敢、最聪慧的朋友之一。他的远见卓识和对华情谊，在国际外交史上留下了独特的印记。
笔者以为
惠特拉姆访华，不仅是中澳关系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更深刻揭示了在复杂国际环境中，通过领导人的远见卓识。
能够有效构建并维护国家间长期互信的宝贵经验。这份跨越意识形态的对话，为后世提供了深刻启示。
这次高层对话，特别是对核试验等敏感议题的坦诚交锋，展现了双方领导人的独特智慧和坚定立场。
这种直接而尊重的沟通模式，是建立互信的关键，也是处理国际关系中不可或缺的要素。
惠特拉姆在中澳建交中的开创性作用，以及毛泽东在处理国际关系时的独特智慧，共同为后世处理国际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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